中国娱乐时报独家专访吴京：我的功夫人生，没有捷径可走

中国娱乐时报特派记者 王先朝 北京报道

【编者按】 他六岁习武，八岁拿冠军，二十一岁误打误撞闯入影视圈；他经历过从男一号到港漂配角的大起大落，也曾押上全部身家只为拍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。《战狼》系列让他一战封神，《流浪地球》让他成为“百亿影帝”。但银幕之外，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——丈夫与父亲。近日，中国娱乐时报特派记者王先朝对吴京进行了独家深度专访，从什刹海体校的习武少年，到如今中国电影的中流砥柱，吴京敞开心扉，讲述了他鲜为人知的成长故事、事业沉浮与家庭温情。

以下为访谈实录。

王先朝：京哥您好，感谢您接受中国娱乐时报的专访。很多观众都熟悉银幕上那个硬汉形象，但我今天更想跟您聊聊银幕背后的吴京。咱们先从最源头开始吧——您六岁习武，是家族传统还是父母刻意安排？

吴京：（笑）这个问题好，很多人问过我。我们家是满族正黄旗，祖上据说出过几任武状元，到了我这一代，家里规矩依然很严。我父亲本身就是个武术行家，他跟我说：吴家男丁，六岁必须练武。那时候我哪懂什么传统不传统，就是个特别皮的小孩，上房揭瓦、打架斗殴，居委会大妈隔三差五上门告状。我爸实在管不了我，一狠心把我送到了北京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——就是李连杰师兄也待过的那个地方。说白了，就是想找个地方“修理修理”我。

王先朝：初入体校，什么印象最深？

吴京：疼。第一天扎马步，教练让我站十分钟，我不到一分钟腿就开始哆嗦，两分钟满头大汗，三分钟感觉膝盖要碎了。教练一转身，我一屁股就坐地上了。结果教练回头就是一脚，不重，但特准，踢在我屁股上。他瞪着眼睛说：你姓吴，吴家没有孬种。那时候我才明白，“吴”这个姓不只是个名字，它有分量，有期待。从那以后，我咬着牙也不敢再偷懒了。

王先朝：习武的苦日子没少受罪吧？

吴京：那太多了。练武术，受伤是家常便饭。我鼻梁骨断过三次，右手小指骨折后长歪了，到现在都是弯的。（伸出手指给记者看）膝关节韧带撕裂过两次，最严重的一次是八岁，对练的时候被一个师兄一棍子打在脑袋上，缝了五针。我妈来体校看我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，我嘴上说不疼不疼，其实疼得想哭，但教练在旁边站着，我不敢哭。教练常说，武术练的就是一个“忍”字——忍得住疼，忍得住累，忍得住寂寞。

王先朝：那时候每天的训练强度大概有多大？

吴京：早上五点起床出操，跑步、压腿、踢腿，一个半小时。上午文化课，下午两点到六点专项训练，晚上还要加练。练套路的时候，一个动作重复几百遍，练到肌肉记忆。练对打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是常态。冬天室外训练，手冻裂了口子，缠上胶布继续。那时候没有什么护具，膝盖磕在地上就是硬碰硬。现在想想，能活蹦乱跳地活到今天，也算是个奇迹。（笑）

王先朝：苦没白吃，十岁就拿北京武术比赛拳术冠军了。那时候是不是特别意气风发？

吴京：说实话，飘了。真的飘了。觉得自己是天才，走路都带风。教练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他没骂我，而是安排了一场对内实战，给我配了一个比我矮半头的小个子。我心里想这不开玩笑吗？结果一交手，我被摔得七荤八素，爬起来又摔，连摔了七八个跟头。教练站在旁边冷冷地说，这就叫“我慢”——武术里最忌的东西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目中无人，迟早要栽跟头。那一摔，把我摔醒了。

王先朝：后来您连续拿了多年全国武术冠军，按正常轨迹，应该是进国家队、当教练、退役、开武馆，怎么会突然去拍电影了呢？

吴京：机缘巧合吧。1995年，香港导演张鑫炎和袁和平准备拍一部武侠剧叫《功夫小子闯情关》，需要一个有真功夫、形象年轻阳光的男主角。他们到北京各大体校海选，张导在什刹海看了我的训练，问我想不想拍电影。我说什么叫拍电影？他说就是演戏。我说演戏比拿冠军难吗？他笑了，说难不难你试试就知道了。我当时想法很简单——拍电影是不是就不用每天凌晨五点起床出操了？后来才知道，拍电影比出操苦多了。

王先朝：第一次面对镜头是什么感觉？

吴京：灾难。真的是一场灾难。我练了十几年武术，身体每个动作都烂熟于心，但一站在镜头前，手脚不知道该往哪儿放。导演让我走位，我听不懂什么叫“走位”；让我看镜头，我不知道哪个是镜头；让我说台词，我说出来就跟背课文一样，干巴巴的。一个镜头NG三十几次，导演骂我，摄影师嫌我挡光，灯光师抱怨我站的位置不对。我一个堂堂全国冠军，被人骂得像孙子一样，当时真想撂挑子不干了。但张导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记一辈子的话——他说：你会打，但会打的人多了去了，你要学会演，演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不是一套拳。

王先朝：《功夫小子闯情关》1996年上映，票房不太理想，当时有没有后悔选择这条路？

吴京：有一点点。拍完第一部戏，片酬也就几千块钱，我爸问我你拍电影挣多少钱？我说几千。他说你在体校当教练也不止这个数。我当时确实有点动摇，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。但紧接着袁和平导演找我拍《太极宗师》，他在片场跟我说：吴京，你有真功夫，这是你的本钱，但功夫片正在变，观众要的不只是打打杀杀，他们要看故事、看人物、看情感。你不能只会打，还要会演。这部剧播出后，效果还不错，走在街上有人叫我“杨昱乾”，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，当一个演员是有成就感的——不是拿冠军那种荣誉感，是被认可、被记住的感觉，很温暖。

王先朝：《太极宗师》之后，您又拍了《小李飞刀》等几部热播剧，在内地已经小有名气。为什么2000年前后突然决定去香港发展？

吴京：那时候内地电视剧市场起来了，但动作电影工业化程度还不够。我演了几年古装武侠剧，慢慢觉得到了瓶颈——同样的套路、类似的角色，再演下去没什么突破。有个前辈跟我讲，你想拍真正的动作电影，得去香港，那里有袁和平、洪金宝、成龙、甄子丹，有完整的工业体系。我咬了咬牙，2003年揣着积蓄就去了。结果到了香港，人家问我的第一句话是：你演过什么？我说《太极宗师》。他们没听过。你说功夫怎么样？我说不错。那好，就演个杀手吧，两句台词，被甄子丹打死。我就这么成了“被打死的专业户”。

王先朝：从内地男一号到香港跑龙套，这个落差怎么承受的？

吴京：（叹气）刚开始肯定不甘心，夜里一个人躺在出租屋里想，我在北京好歹是男一号，到这儿算什么？有一天我躺在出租屋的床上，天花板上一块水渍，我盯着它看了两个小时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问题：我来这儿干嘛？后来我想通了一件事——你不是来当明星的，你是来学习的。你学的是人家的专业、人家的敬业、人家的工业标准。香港动作片为什么强？不是因为哪个明星厉害，是因为整个产业链成熟，每个环节都极其专业。一个替身演员，翻跟头都能翻出几十种花样。我如果不沉下来学，永远只是个过客。那几年我演过杀手、绑匪、小混混、警察、黑帮打手，戏份都不多，但每一场我都认真琢磨。这些东西，后来全部用在了《战狼》里。

王先朝：但就是这个“被打死的杀手”，让您在《杀破狼》里贡献了影史经典的巷战。那段打戏据说没有套招，是真打？

吴京：千真万确。那段四十五秒的巷战，导演叶伟信说你们别套招了，就真打，打出什么算什么。甄子丹用的是一根实木短棍，我拿的是美工刀。那场戏拍了整整三天，甄子丹那根棍子打断了好几根，我手上、胳膊上全是淤青，有一棍直接打在我右手腕上，当时就肿了。导演喊“卡”的时候，我手已经抬不起来了。去医院检查，骨裂。那场戏之后，香港电影圈的人开始知道有一个吴京，不是只会打太极的“杨昱乾”，而是一个能拼命、能扛揍的动作演员。

王先朝：在香港那几年，有没有想过放弃？

吴京：有过。有一年春节，我在香港拍戏回不了家，一个人在小饭馆吃年夜饭，旁边桌的人热热闹闹，我一个人对着一盘饺子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我给我妈打电话，说妈我想你了。我妈在那头说，想家了就回来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那儿发了很久的呆。但我告诉自己，如果现在回去，那之前几年的苦就白受了。我不能空着手回北京，我至少要带回去一样东西——经验。

王先朝：2008年您做了一个更让人意外的决定——回内地自己当导演。为什么？

吴京：因为我想拍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动作电影。我从小看李小龙、成龙、李连杰，他们都很了不起，但他们演的角色，某种程度上还是在向好莱坞标准靠拢。我想拍一部电影，里面的英雄不给谁当跟班，他就是中国人，讲中国话，穿中国军装，用中国人的方式解决问题。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，强烈到我觉得不拍出来就睡不着觉。朋友们都劝我，说市场还没到那一步，主旋律没人看，你一个打星当导演谁信你？我说不试试怎么知道？

王先朝：于是有了《狼牙》。但这部处女作票房惨淡，据说只有四百多万？

吴京：对，赔了。投资一千万出头，票房四百多万。血本无归。但我一点都不后悔，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拍电影，虽然想法不成熟，虽然执行有问题，但那个过程让我学到了太多东西——怎么控制预算，怎么管理剧组，怎么和各个部门沟通，怎么做宣发。没有《狼牙》的失败，就不可能有后面《战狼》的成功。我常跟年轻导演说，失败是最好的老师，前提是你得从失败里学到东西，而不是只会抱怨。

王先朝：在《狼牙》和《战狼》之间，您做了一件更令人佩服的事——去南京军区特种部队体验生活十八个月。这在国内演员中是绝无仅有的。

吴京：（笑）很多人说我疯了，一个演员跑去跟特种兵同吃同住同训练。但我觉得，你要演一个特种兵，你就得知道他怎么吃饭、怎么睡觉、怎么执行任务。光靠看书、看纪录片是不够的。我跟部队申请，得到批准后，就背着包去了。那十八个月，我跟他们一样负重越野三十公里，脚底磨出血泡，用针挑破继续跑。学习开坦克、学跳伞、学野外生存、学格斗、学射击。零下二十度的野外，睡在帐篷里冻得睡不着，第二天照样出操。特种兵能做到的，我不敢说都能做到，但至少要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。指导员问我：你来真的？我说来真的。

王先朝：这段经历对后来的《战狼》意味着什么？

吴京：意味着一切。没有那十八个月，《战狼》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假的。比如电影里冷锋单手换弹匣的动作，那是特种兵实战中的技能，不是我凭空编出来的。还有他在极端环境下的反应、眼神、呼吸节奏，都是我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应该怎么表现。很多观众说《战狼》看着真实，就是因为那不是“演”出来的，是我拿命换来的。我在部队学会的不仅是战术动作，更是一种精神——不抛弃、不放弃，任务面前没有借口。

王先朝：拍《战狼》的时候，听说您抵押了房子？

吴京：对，找投资的时候没人愿意投。人家问两个问题：第一，主旋律题材谁看？第二，你一个打星转型导演，靠谱吗？我说我也不知道，但我得拍。最后我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，凑了一千多万，再加上几家小公司的投资，勉强开机。那时候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——赔光了就住谢楠的房子去。（笑）但说真的，压力是巨大的，因为那不只是我一个人的钱，是全家人的身家性命。每天晚上收工回到房间，我都会算账：今天花了多少，还剩多少，还能撑几天。那种压力，比任何一场打戏都让人喘不过气。

王先朝：谢楠当时什么态度？

吴京：我跟她说，可能会赔得一无所有。她看了我一眼，说：没关系，我还有一个小房子，赔了咱们就住小房子，我养你。就这一句话，我当时眼圈就红了。（停顿）一个女人把后半生托付给你，你说你要去冒险，她没有拦着你，反而说你去吧，出了事有我兜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真正的信任和担当。谢楠不是一个简单的“贤内助”，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很多人说吴京硬汉，但我告诉你，谢楠比我硬。她能在我最疯狂的时候保持冷静，在所有人都反对的时候站在我这边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

王先朝：《战狼》上映后拿下5.45亿票房，大大超出了预期。紧接着《战狼2》更是创造了56.8亿的票房神话。回顾那段经历，最难忘的是什么？

吴京：最难忘的不是数字，是拍戏的过程。《战狼2》开头那段水下六分钟长镜头，我拍了半个月。每天泡在水里十几个小时，耳朵、鼻子、眼睛全进水，有一次差点溺水，救生员把我捞上来的时候我已经呛了好几口水，趴在岸边吐了一会儿，我说再来一条。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处于半脱水状态，身上全是伤。但我觉得值，因为观众一眼就能看出你是真拍还是糊弄。你糊弄观众，观众就糊弄你。你对得起观众，观众就对得起你。

王先朝：具体到《战狼2》的拍摄，还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困难？

吴京：太多了。我们在非洲拍摄，当地条件非常艰苦，气温四十多度，剧组很多人中暑。有一场坦克漂移的戏，我亲自驾驶坦克，那玩意儿几十吨重，操作起来非常危险，稍有不慎就会翻车。拍那场戏之前我在坦克里坐了一个小时，把所有操作流程在脑子里过了几十遍。还有工厂那场大决战，我们动用了上百名群众演员，每天协调工作像打仗一样。最困难的是有一场戏我需要从高处跳下来，落地的时候脚踝直接扭伤了，肿得像馒头。医生让我休息两周，我说不行，明天就要拍，你给我打封闭。打了封闭接着跳，跳完脚就没知觉了。现在想想挺后怕的，万一留下后遗症怎么办？但当时没有退路，整个剧组几百号人等着我。

王先朝：票房大获成功之后，“百亿影帝”的称号随之而来。您怎么看这个标签？

吴京：（摇头）说实话，我不喜欢这个称号。票房数字是观众给的，不是我自己挣的。观众给你面子，你别真把自己当回事。《战狼2》有很多不足，我现在回头看，觉得很多东西可以拍得更好。我离真正的“影帝”差远了，那些前辈艺术家，他们的表演功力、艺术素养，我可能一辈子都赶不上。我的优势只是比较拼、比较能吃苦，但这不是值得骄傲的事，这是一个动作演员应该做到的。

王先朝：成名之后，您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？

吴京：最大的变化是时间不够用。以前没戏拍的时候在家闲着，现在剧本堆成山，各种邀约不断。但我不想过那种一年拍五六部戏的生活，那样质量没法保证。我现在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——每年最多接两部戏，剩下的时间要么打磨剧本，要么陪家人。很多人不理解，说你现在正当红，应该多拍、多赚。我说钱是赚不完的，但孩子成长就那么几年，错过了就补不回来了。另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朋友多了，以前不认识的人突然都成了“老朋友”。这很正常，我心里清楚。

王先朝：说到家庭，您和谢楠的相识也是一段佳话。当时在《最佳现场》你直接问她“结婚了吗”，现在想想是不是太唐突了？

吴京：（大笑）现在想想确实有点虎。但那时候就是实话实说，我这个人不太会拐弯。谢楠后来说，她当时觉得这人脑子不太正常，但后来接触多了发现，他不是不正常，是太正常了——真诚、直接、不装。我们俩性格互补，她比我细致、比我周全，很多大事都是她帮我把关。举个例子，当年我要签一个对赌协议，她觉得条件太苛刻，坚决不让我签，后来证明她是对的。如果没有她，我可能早就把自己卖了。

王先朝：你们结婚时您还拄着拐杖，据说是因为拍《战狼》受伤了？

吴京：对，婚礼前一天我还在医院打石膏，腿伤没完全好。谢楠说要不婚礼推迟或者简单办一下，我说不行，这辈子就结一次婚，拄拐我也要办。那天我一瘸一拐走上台，底下亲戚朋友都笑了，笑完之后又有人哭了。我觉得那才是真实的婚姻——不是完美的、光鲜的，而是带着伤、带着磕磕绊绊，但两个人愿意一起往前走。

王先朝：大儿子叫“吴所谓”，这个名字很有意思，有什么寓意吗？

吴京：很多人以为是“无所谓”的意思，其实不是。是“什么都可以、什么都无所畏惧”的意思。我希望他做一个豁达的人，不被小事困扰，遇到困难不退缩。但他小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让我特别心酸的话——他说，爸爸是所有人的英雄，不是我的英雄。我听了心里像针扎一样。（沉默片刻）他说得对。我确实缺席了他很多重要时刻，出生的时候在剧组，第一次叫爸爸的时候在拍戏，幼儿园毕业典礼还是没去。谢楠从来不抱怨，但我知道她心里有委屈。

王先朝：现在会刻意弥补吗？

吴京：会。每年寒暑假，不管多忙，我都会空出至少两周时间，带他们出去玩。不看手机、不谈工作，就陪他们爬山、游泳、骑马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再多的票房、再大的荣誉，都比不上孩子扑过来喊一声“爸爸”。有一次我出差一个多月，回到家，儿子看到我先愣了一下，然后跑过来抱住我的腿，小声说“爸爸我想你”。当时我眼泪差点掉下来。我蹲下来抱着他说，爸爸也想你。那一刻我觉得，什么战狼不战狼的，在孩子面前我就是个普通的爸爸。

王先朝：小儿子呢？性格跟哥哥一样吗？

吴京：完全不一样。大儿子比较沉稳，像谢楠；小儿子调皮，像我小时候。有一次我带他出去玩，他一转眼就爬到树上了，怎么喊都不下来。我站在树下又气又笑，心想这不就是我小时候吗？谢楠在旁边说，你看，你的基因太强大了。（笑）两个孩子性格不同，但都很健康、很快乐，这就够了。

王先朝：2019年您又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意外的事——客串《流浪地球》，结果客串变主演，主演变出品人，最后还投了六千万。当时怎么想的？

吴京：郭帆导演找到我的时候，说是客串一天。我到了片场一看，这个团队太穷了，但也太拼了。道具服是自己做的，特效预算一压再压，演员片酬低得可怜，但所有人眼睛里都带着光。郭帆给我看了一段样片，特效还没做完，但我一看就知道，这帮人是认真的。他说哥，预算超了，你能不能不收片酬？我说行。拍着拍着，他又说超了，你能不能投点？我说多少？他说几千万。我说你这不是套路我吗？（笑）但我想了想，中国科幻电影这条路总得有人探，没人干我就干。就算赔了，也算是为中国科幻垫一块砖。说实话，那六千万投进去的时候我没想过要赚回来，就当是支持有梦想的年轻人。

王先朝：《流浪地球》最后拿了46.8亿，证明您的眼光没错。刘培强这个角色和您以往的角色很不一样，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战斗英雄，而是一个父亲。

吴京：对，这也是我最喜欢这个角色的原因。刘培强不是一个战士，他是一个父亲。他所有决定的最终动力，不是爱国、不是拯救世界，而是爱他的儿子。他想让儿子活下去，仅此而已。那句“前进三”，很多观众看哭了，其实我当时配音的时候自己也哽咽了好几次。这个角色让我对表演有了新的理解——动作演员也可以演感情戏，硬汉也可以流泪。有人问我你演刘培强的时候在想什么，我想的就是吴所谓。如果有一天地球要毁灭了，我会怎么做？答案很简单，我会用一切办法让我的孩子活下去。

王先朝：您觉得现在的中国动作片处在一个什么阶段？

吴京：到了一个必须要转型、要升级的阶段。功夫片不能永远停留在擂台比武、江湖恩怨的老套路里。要把武术元素放进现代故事里，放进科幻、军事、悬疑甚至爱情片里。你看《叶问》为什么成功？因为它讲的是一个武者在一个大时代下的尊严——这才是功夫片的核心，不是招式，是精神。另外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才断档。有几个年轻人愿意练武术？都去练唱歌跳舞了。武行青黄不接，替身演员四五十岁的还在翻跟头，年轻人嫌累嫌苦不干。这个问题不解决，十年后谁来拍动作片？我每年都在做动作演员训练营，自掏腰包培养新人，虽然力量有限，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强。

王先朝：能具体介绍一下您的动作演员训练营吗？

吴京：每年我们会在全国范围内选拔有武术基础、热爱动作电影的年轻人，请最好的动作指导来教他们，学费、食宿全包。我们不只教打，还教表演、教安全防护、教镜头语言。我希望培养的不仅是能打的演员，更是懂电影的动作演员。第一批学员已经毕业了，有几个已经在参与电影拍摄了，我很欣慰。做这件事不赚钱，还倒贴钱，但我觉得这是对行业的一种回馈。当年袁和平导演、张鑫炎导演给了我机会，现在轮到我去给年轻人机会了。

王先朝：接下来有什么新计划？《战狼3》什么时候能和观众见面？

吴京：《战狼3》一定会拍，但我不会为了拍而拍。剧本不成熟、条件不具备，我宁可再等两年。观众等了这么久，我不能拿一个半成品去交差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在筹备一部关于中国武术传承的电影，不是传统的武打片，我想讲的是武学的流失与传承——现在孩子学跆拳道、学巴西柔术，很少有人学咏春、八卦、形意了。这些东西再没人记录、再没人拍，就真的消失了。我想拍一部电影，把老一辈武学家的故事讲出来，把那些快要失传的东西记录下来。这个项目我筹备了三年，光是采访老拳师就采访了几十位，每位都有说不完的故事，听得我又感动又着急。

王先朝：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总结自己这些年的经历，您会选择什么词？

吴京：（想了很久）幸运。真的，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。幸运地出生在一个有武术传统的家庭，幸运地遇到了好教练、好导演、好团队，幸运地赶上了中国电影最好的时代，幸运地遇到了谢楠。很多人说我拼、我努力，但拼和努力的人多了，很多人没有机会。我有机会，所以我加倍珍惜。我不是英雄，我只是一个想当英雄的普通人。观众给了我机会，我就把命豁出去，对得起每一张电影票。

王先朝：京哥，今天聊得太透了，感谢您敞开心扉。

吴京：客气了，先朝。难得有人愿意听我唠叨这么多。

说着，吴京站起身，主动伸出手来。我握住他的手，依然能感受到掌心那层因常年握器械而磨出的厚茧，坚硬而温热。

“走，我送你出去。”他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，大步走在前面，推开门时侧身让出空间，做了一个“请”的手势。

走廊里几位工作人员正在收拾器材，见到吴京纷纷点头致意。他一一回应，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。等电梯时，他忽然转过身，神情认真了几分：“先朝，刚才说的那些关于武术传承的事，你帮我多呼吁呼吁。现在的孩子不练这个了，我着急。”

我点头应下。电梯门打开，他迈步跟了进来，一直送到一楼大堂门口。初夏的北京傍晚依然明亮，微热的晚风裹着槐花的甜香拂面而来，他眯了眯眼，抬头看了看天边的霞光。

“就到这儿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”他拍拍我的肩膀，力道不轻不重，“替我向中国娱乐时报的读者朋友们问好，就说吴京还在，还在打，还能打几年。”

我走出几步，回头望去，他还站在原地，朝我挥了挥手。那一刻，暮色微暖中的吴京不像银幕上那个战无不胜的冷锋，倒更像他口中那个“想当英雄的普通人”——真实、温热、有血有肉。